近4000个原料的“安评”缺口,如何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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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安评面临的毒理数据巨大缺口,可能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完成。

作者|巫婉卿

最近,随着国内相关法规的推进,化妆品原料“安评”成为了当下的热门话题。《FBeauty未来迹》观察到行业、学界都在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

那么,在学界看来,国内化妆品原料安评目前面临哪些挑战?行业起步较早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对我国而言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化妆品原料安评面临的系列问题又该如何解?

完善原料安评体系势在必行 但依旧面临重重挑战

自化妆品行业诞生以来,化妆品原料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其实一直存在。

1938年之前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以煤焦油为基质的睫毛染膏,消费者使用该睫毛染膏后造成眼睛严重损伤甚至失明;1987年日本“婴儿粉石棉”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2007年中国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对30款面霜和润肤乳液测试结果发现,有7款样品含有可能引起健康疑虑的化学物质——丙烯酰胺单体……

许多这类危险事件的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对于化妆品原料监管未形成体系,同时对原料的毒理学研究等安全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

化妆品安全评估主要是针对化妆品中所组成的原料进行逐一评估后汇总而成的化妆品评估报告。

完善原料安全评估可以高效帮助企业把控配方的风险性,具体表现为根据剂量反应关系评估,推算出一些常用原料的安全添加量,从而控制好配方中原料的安全性,以及研发时提前评估配方中原料可能存在的毒性,避免系统毒性和局部毒性。

如今,全球各国的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机制逐步建立,并随着行业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现阶段,我国的安评体系面临哪些难点?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颜江瑛在近日召开的美妆小镇第七届化妆品行业领袖大会上,就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国内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机制的关键难点进行了分析。

颜江瑛指出,目前我国化妆品安全评估的主要内容包含原料的安全风险、风险物质的安全风险、产品卫生质量安全三个层面。但其现状却是“三个缺乏和一个接受”:即我国大部分化妆品原料缺乏毒理学终点数据、化妆品暴露数据,还缺乏高水平安全评估人员,监管部门对基于非传统试验或评估数据的接受度也有待提升。

 

首先是化妆品原料的毒理学终点数据的缺乏,这也是影响原料安评机制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

目前,毒理学数据的获得大部分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献,比如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CIR,以及欧盟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SCCS)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小部分源于企业(包括原料企业和化妆品企业)自行送检获得的毒理学试验数据。

当前我国《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中共有3500个原料已有CIR或SCCS评估数据支持。剩余的5000多个原料都没有权威机构评估结论,在这其中只有不到1500种有毒理学数据或食用限量,剩余的近4000个原料则缺乏重复剂量毒性数据。

也就是说,大量原料缺乏毒理学数据,且大部分已有安全评价数据需要依靠权威部门及公开文献发布的数据。

其次,是我国化妆品暴露数据的缺乏。就他国情况来看,欧盟针对各类化妆品的消费量已开展了多项研究,其结果已被 SCCS《妆品安全评估指南》中予以采纳,以指导欧盟成员国化妆品原料和产品的风险;美国PCPC开展了旨在揭示消费者化妆品暴露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日本、韩国、沙特等也开展了针对本国人群的部分化妆品品类暴露量的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张宏伟在《从法规角度谈化妆品风险评估》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开展的风险评估多直接采用欧盟人群暴露数据,并不能真正代表国人使用化妆品的频率和每日用量。如要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还应针对我国国民的化妆品使用习惯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建立适合我国人群的暴露量数据库。虽然国外已有一些化妆品人群暴露数据,但这些数据非常有限,无法覆盖所有的产品类型。

因此风险评估者将需要定期评估人群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考虑现有不充分的数据外推的组合并设置一系列合理的假设(如沐浴油、婴儿滋润乳霜等)。对于某些特殊化妆品类型(儿童产品、纹身液、吸油纸等)仍需要收集和统一暴露水平资料。

第三,是高水平安全评估人员的缺乏。

安全评估涉及到毒理学终点数据的查找、数据质量的判定、数据结果的解读、毒理学试验的设计,以及新的评估手段(比如计算毒理学)的掌握等,对安全评估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非常高。

这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专业性强。安全评估工作的专业性较强,涉及到的学科至少包括化学、毒理学、医学、生物学、药学、流行病学以及统计学等;第二,培训时间长。一名合格的安全评估人员的培养,往往需要花费3~5年,一名优秀的安全评估人员的成长,则需要10年以上。

业内科研相关人士反映,当前化妆品安评人员仍有巨大缺口,且大量安评人员存在水平参差不齐,评测操作规范不统一的问题。

最后,是基于非传统试验或评估数据的接受度问题。我国对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方法及数据采纳程度有限。

总的来说,安评数据缺口大、专业人才不足、成本较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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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数据缺口是共同难题  欧美可借鉴成果有限

事实上,化妆品安全评估是一个国际共同课题。那么,国外对于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的做法是怎样的?能否在国际上找到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据了解,欧盟化妆品法规修订主要技术支撑机构为欧盟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SCCS),负责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负责制定《化妆品原料安全评估测试指南》和《欧盟化妆品法规1223/2009》附录,并对化妆品原料实施清单管理。目前,该体系内化妆品工作组现有成员14名,主要由药学、毒理学以及其它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欧盟这一组织起步很早,经过几个阶段的变化,其对化妆品原料的评估体系及方法,包括相关指标及专家队伍,总体是较为完善的,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参考的。”颜江瑛表示。

美国负责化妆品原料相关工作的组织是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CIR)。1976年美国个人护理用品协会PCPC成立了CIR,负责化妆品原料风险评估。CIR是独立的专家组,虽受到PCPC的资助,但其对化妆品原料安全性的审查过程独立于理事会和化妆品行业。

CIR的政策和方向由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主持的7人指导委员会制定。专家团队主要包括皮肤科医生、毒理学家、消费者代表、一名行业科学家、化妆品成分安全专家小组主席,以及理事会科学执行副主席。

CIR选择评估的原料基于潜在的生物活性、使用频率、皮肤渗透程度以及其他因素。评估后,会在同行评审持的国际毒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xicology杂志中发表评议结果。虽评估结果没有法律效力,但美国FDA通常支持其意见。CIR的评估报告对于化妆品行业的原料选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从1980年到2019年11月,CIR共评估了5500余个原料(约3000个原料列入中国《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其中5200余个原料(约93%)通过分组/交叉参照(Grouping/Read Across)的方法进行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的“四步法”即危害识别、危害表征、暴露评估、风险表征,被欧盟等地沿用至今。

从欧、美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上不难看出,毒理数据缺口也是制约安评发展的问题之一,我国能从外界借鉴的内容十分有限。

首先,虽然拥有官方指定相关实体来推进工作,但美国用了近4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5500种原料的评估,这样的长周期运作方式无法解决我国目前面对的原料安评数据缺口。

其次,虽然我国相关法规接受和借鉴国外已有的安评成果,但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维度差异。

例如REACH法规(欧盟对进入其市场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中,会基于化学品生产和进口“吨位”设置数据要求,但部分化妆品原料尚无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缺染色体畸变测试)测试数据。

还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即中国特色植物原料。据了解,REACH化学物质卷宗中植物原料数据很少,特别是有传统药食历史的原料和中国特色植物原料。

简而言之,大量中国特色植物原料在国外并没有直接可用的安评数据,需要从0到1完成相关检测。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董银卯在《化妆品植物原料现状、应用与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安全性是化妆品用植物提取物最基本的保障,需严格评价其毒理、刺激性、致敏性、光毒性等安全指标。“安全性是功效性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安全的条件下才有考虑其功效性的必要”。

巨大缺口如何补上?还需多方共治

由此可见,化妆品原料安评数据的补充是必然的,且波及面很广。那么,这一巨大缺口又如何补上?

对此,颜江瑛、张宏伟等学者认为:提升对于国际现有数据及研究方法的接受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向。

张宏伟在其文中指出,经国外机构验证的体外测试方法并未纳入我国相关法规,虽有些方法已经在国内开展验证工作,但按监管规定尚不可用。定量构效关系(QSAR)、体外测试方法(in vitrotest)、毒理关注阈值(TTC)和混合物毒理和风险评估等如何在我国化妆品风险和安全评估中得以应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例如目前在美国CIR、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的数据库中,有较多对于用分组/交叉阅读(Grouping/Read Across)以及毒理学关注阈值(TTC)的等计算毒理学的方法评估原料安全风险的方式,以补充数据完整性。

“甚至以后可能还有其它的科学数据及方法出来,如果能够被接受,相信会给我们的安评工作带来很大促进。”颜江瑛表示。

据了解,目前已有研究者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研究方法。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罗飞亚等学者在《下一代风险评估在化妆品原料安全性评价的应用研究进展》一文指出:

NGRA(下一代风险评估)方法将风险评估从关注毒性终点评价、依赖传统动物测试数据转变为通过描述关键毒性通路扰动的特征,利用高通量筛选和预测的工具,结合体外检测方法来评估暴露的过程。这一方法增强了我们对于毒性产生机制和过程的理解,便于做出更加合理的风险管理决策和早期干预方案。

对此,罗飞亚等学者建议我国持续关注NGRA的研究进展,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鼓励行业开展NGRA评估的探索性研究,促进我国化妆品安全评价体系水平的逐步提升,更好地服务于化妆品的安全监管。

但参考国外做法,填补大量数据缺口这一工作很明显需要聚集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完成。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由国家牵头、组织企业将所有原料的毒理试验资料进行梳理,对于缺少毒理试验数据的原料进行检测并形成报告。

对此,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已具有初步构想,颜江瑛在会上表示,希望能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指导下,中国香化协会(CAFFCI)建立China CIR,搭建中国化妆品原料数据库,以此来推动中国化妆品原料评估相关工作。

综合来看,化妆品的原料安全评估,其实在全球都是一个难点,即使在起步较早的欧美市场,也有很大的推进空间。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先从法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然后分步骤、系统性地完善评估体系,是一种务实的通行做法,而这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推进。

[1] 张宏伟.从法规角度谈化妆品风险评估[J].日用化学科学,2016,39(10):43-46.DOI:10.13222/j.cnki.dc.2016.10.011.

[2] 董银卯;邓小锋.化妆品植物原料现状、应用与发展趋势[J].轻工学报,2016,31(04):30-38.

[3] 罗飞亚;苏哲;黄湘鹭;邢书霞;孙磊;许鸣镝;路勇.下一代风险评估在化妆品原料安全性评价的应用研究进展[J].日用化学工业(中英文),2023,53(01):79-85.